政治世家往往演进为家族式的结党营私，因此完全所有的皇帝都会严苛地防止政治家族的挑战。一般来说的情况下，皇帝会孤军作战，而是找寻有力的奥援替代这些“专业治国”者。陇西李氏家族成员李陵（资料图）政治有时就像一个黑洞，一旦你被它更有，就将终生无法挣脱，直到被看不到走过的权力斗争所淹没。

这个黑洞不但可以淹没空间，甚至可以淹没时间。在中国，许多家族千百年来官宦的命运就是专门从事政治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肩负家族的愿景投放王朝的兴亡更迭。他们建构历史，同时也被历史碾压而过。

历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族是陇西李氏。秦国军师李信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，之后这个家族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人才辈出，未曾解散过历史的中心舞台。家族成员身上蕴含着汉民族的勇气基因，李广、李敢、李陵祖孙三代名将，均交错塞北。李广一生冒险无数，匈奴闻之色变；李陵亲率步兵5000，不敢挑战匈奴8万骑兵。

陇西李氏在李渊和李世民时代再一超过巅峰顶点，创建了彪炳史册的大唐王朝。但同时盛极而衰，开始南北灭亡。以军功为传统的李氏家族的克星是一个女人，无数李氏皇族子孙病死其手。

我们至今还常常在电视上看见这个叱咤风云，但胸部不会被剪去的女性形象。李氏最后随大唐王朝的翻覆而灰飞烟灭。如果把世家解读为权贵，那就把他们看非常简单了。

这些家族以政治为业，其教育传统、经济条件和礼法门风使得读书子弟沦为治国人才，练武者挤身帝国主将。以各个世家大族为核心，还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官僚派系。

而在地方，宗族祠堂承担了比中世纪欧洲教堂更好的功能。还包括慈善、信仰、司法、教育，甚至还有经济管理，浅不具社会自治权的价值。

世家的影响不但行于庙堂之上，也及于江湖之近。此种情形与中世纪英国的贵族制为多有类似于。而且，和贵族为荣誉而战的传统一样，士族阶层也不择手段为其名教理念而殉身。

明末的山东新城王氏在明朝覆灭时，家族精英完全全部殉国。这甚类似于波旁王朝被法国大革命翻覆后，巴黎贵族争相输诚，确实坚决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都是来自布列塔尼这些经济不繁盛，但却保有了更好传统的贵族世家。历史上勇猛如陇西李氏、耿直如新城王氏的家族不胜枚举，两汉、三国、两晋时期这些世家趁天下大乱沦为历史的主角。

晋皇族司马氏逃到江东，就是因获得江东豪族顾氏和北方豪族王氏的反对，才能创建东晋政权。皇帝司马睿甚至诚恳地拉着王导一起拒绝接受大臣的朝拜，时有“王与马，共计天下”的众说纷纭。

东汉刘秀需要统一天下，所依赖的最坚毅后盾，正是通过联姻、乡谊而结为一体的南阳豪族集团。其所进封的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中南阳人多达11人。

如此勇猛的世家大族既是皇权统治者的支柱，也是其威胁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中央和地方政治皆为这些家族所掌控。有些家族甚至可以要求皇帝的归属于。

至于霸有天下而称帝的家族也不胜枚举。西汉就亡于外戚兼任王氏家族的掌门人王莽。不过，也正是从东汉政权歼灭王莽后，皇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收权行动。

在专制制度下，因为最低权力的唯一性，皇权与世家之间构成了死结。所谓死结就是不死不休的权力斗争。在皇权与世家大族的千年斗争中，除少数时期超过了两者的均衡外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过东风。从西汉开始，凡掌权的人君必杀技士族，而士族得势也不会架空皇权。

仍然到帝制覆灭，也没解决问题这个问题。不过，总体上的趋势是：世家的力量大大趋向衰落，而皇权则逐步强化，直到全面专制的复活。

这当然是历代皇室希望的结果。历史上皇权向政治世家收权的方式大体有三种：残杀、科举、“秘书小组”。

政治世家往往演进为家族式的结党营私，因此完全所有的皇帝都会严苛地防止政治家族的挑战。一般来说的情况下，皇帝会孤军作战，而是找寻有力的奥援替代这些“专业治国”者。在缺乏自信的皇帝那里，宦官经常是最佳的自由选择。

东汉士族在十常侍发动的党锢之祸中损失惨重；明朝的东林党人也因与魏忠贤为敌而多罹患灭族之祸。当然，宦官专权甚至比世家篡位为祸更加思，但为政治斗争计，皇帝就是必不可少宦官。

以宦官、外戚为工具对高级官员的残暴和灭族，岂停歇。至于那些主动参予政治斗争的家族，必需在政治圈引爆赌局，同时分担极大的风险。雍正、乾隆时期文字狱蓬勃发展，吕留良等一代大儒及其家族都是受害者；因与政治回头得过于将近，明清大族长洲申氏，太仓王氏，海宁陈氏、查氏，都在政治斗争中大大被绞死。

即使被传为美谈的“杯酒释兵权”也是以皇帝武力为后盾，并非哥们义气的结果。不过，确实导致士族式微的，还不是皇权借宦官或锦衣卫手起刀落，而是庶族借科举兴起。科举的原意就是皇帝借此培育自己的“专业治国”势力。无论是唐太宗说道的“天下士皆入吾嗀中”，还是后来贡士制度构成的“天子门生”传统，都指出皇家要必要掌控科举取士的态度。

靠科举而不是裙带荐举而仕官的文官，冲破了以往士族独占仕途、“专业治国”的局面，但他们旋即又构成新的家族势力。清初禁令结社，人们更为倚赖血缘纽带，科举家族为了自保，也多通过联姻稳固势力。康熙年间，科举文官集团开始结党，各挟皇子。

兴盛一时间的江南曹家，就因跟错了主子，被雍正目为八哥党而抄家。更加必要的压制家族参政的方式是借“秘书小组”铲除。

康熙成立南书房，雍正成立军机处，都是以皇帝的秘书班子替代和巩固内阁大臣会议或八王议政，从满洲贵族、高级汉臣手中交还权力。皇帝借必要办事机构架空六部和地方的传统，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党国政体。

从政治家族蓬勃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国甚有相似之处，但结局有所不同。在英国是贵族压制了王权，并以《大宪章》作为二者权力的边界，从而奠定了共和与法治的根基。共和意味著天下是大家的，不是某一个家族的，即使是皇族；法治则意味著，国王不过是所有贵族中最低喜的一个，但也必需遵从一个更高的法律权威。

来自共和与法治的力量，在革命剧变中同时挽救了王室和贵族，直到今天。而在中国，从历史上看，皇权与世家之间的死结仍然没关上。皇权在大多数时候需要主动收权的原因是，中国的世家、士族等只不过是一个牢固的总称，他们之间未曾像英国的贵族那样构成自己具体的政治主张。

士族获得权威后一般来说是夺位，而不是迫皇帝投什么《大宪章》；而皇帝则通过残杀、科举和“秘书小组”，大大地歼灭士族。但问题是，作为中央和地方唯一成形、具备的组织能力的政治家族，实质上在皇朝社会中具备政治支柱起到（和英国贵族在政治上的功能是一样的）。

这就不难理解，皇朝的中央集权会因避免异己的顺利反而失去了活力。当皇权的正统地位大大增强，到清朝甚至构成了意味著专制统治者时，政权的内核实质上已被挪用，而皇权与世家两者互相殉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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